茶人秀秀：世俗茶道、雅士茶道、禅宗茶道的侧重点

“闲中一盏建溪茶。香嫩雨前芽。砖炉最宜石铫，装点野人家。三昧手，不须夸。满瓯花。睡魔何处，两腋清风，兴满烟霞。”

--诉衷情 宋 张抡

茶之生发，首先在得天地雨露精华，为饮最宜。唐煎、宋点、明清瀹茶，无论怎样的冲泡方式，所为者，不过是那一盏茶汤的流香婉转。

茶香进入官场，便染几分官气；行于江湖，就多几分江湖气；行于商场，遂染几分功利气；行于社区，又添几分市侩气；行于家庭，染几分小家子气。熏得几分人间烟火，焉能不带烟火气--独特香醇的“茶之味”由此开启了以“享乐人生”为宗旨的“世俗茶道”。

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

终南隐士不还师傅，周山人，一如禅师，长安雅士薛佩生，子清姑娘在太乙峪冷香斋品茶，抚琴，弈棋，赏画。

京师茶馆，列长案，茶叶与水之资，须分计之；有提壶以注者，可自备茶叶，出钱买水而已。汉人少涉足，八旗人士，虽官至三四品，亦厕身其间，并提鸟笼，曳长裙、就广坐，作茗憩，与困人走卒杂坐谈话，不以为忏也。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。

文人知茶味者，以卢仝为代表:“…….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……”

以卢仝为代表的文人饮茶，与世俗专重茶味又不同，所在乎者，是通过茶香茶味去导引人之精神步入一种超凡脱俗之境界：品茗一也，闲情雅致二也。茶人之意虽在茶，更在山水风月诗文间。“雅”之一字，于文人而言，主要体现在品茗之趣、茶助诗兴、以茶会友、雅化茶事四个方面。

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，成为文化。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、与修养、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。受其影响，又形成其它几个流派。所以，中国的“士”，是当之无愧地中国茶道的创造者。

僧人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。《晋书·艺术传》记载：

敦煌人单道开，不畏寒暑，常服小石子，所服药有松、桂、蜜之气，所饮茶苏而已。

长安雅士薛佩生和终南隐士周山人，一如禅师，在太乙峪冷香斋，赏画，抚琴，品茗，弈棋。

因茶有“三德”，利于丛林修持，由“茶之德”生发出禅宗茶道。僧人种茶、制茶、饮茶并研制名茶，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、茶学的发展、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--“茶 道”一词是唐代诗僧皎然于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一诗中提出。茶叶出自中国，茶道亦出中国。“茶道”之“道”非道家之“道”，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。儒主 “正”，道主“清”，佛主“和”，茶主“雅”，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。皎然首标“茶道”，使茶道从创立之初即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。

此诗中并有著名的“三饮论”：一饮涤昏寐，情思朗爽满天地；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；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……

如今大放异彩的日本茶道源于中国，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。

另外，明代乐纯著《雪庵清史》曾并列居士“清课”有：“焚香、煮茗、习静、寻僧、奉佛、参禅、说法、作佛事、翻经、忏悔、放生……”，“煮茗”居第二，竟列于“奉佛”、“参禅”之前，这足以证明“茶佛一味”之说千真万确。

赵朴初先生曾有诗曰：

七碗受至味，一壶得真趣。

空持百千偈，不如吃茶去。

“吃茶去”公案与唐代赵州从谂禅师有关。“吃茶去”三字虽是极简单平实，然而‘无一物中无尽藏’，‘万法归一，一归此处’--此中禅机，深不可测。”常人若能真正领会“吃茶去”的深刻含意，“心注一境”，虔诚修持，自会于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。

修持之道，以“和”为本：修心、修行、修身。不贪少欲修心，无为不争修行，冲气为和修身。

所云者，无非佛家戒贪嗔痴之意。能守“戒”，能知“茶佛一味”者，读书习字，抚琴焚香，静坐围棋，自可悟其中文气纵横，笔画转折，勾挑抹剔，腾挪辗转，纵横捭阖中所蕴阴阳平衡之道。

终南隐士如心道长、周山人、长安雅士薛佩生在终南山大·峪莲花洞品茗，围棋，赏画。

世俗茶道生发于、侧重于茶之味，旨在享乐人生。雅士茶道生发于、侧重于茶之韵，旨在艺术欣赏；禅宗茶道生发于、侧重于茶之德，旨在参禅悟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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